台湾同志在北京：站在两岸看同性婚姻合法化

2016年12月26日，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修法草案初审通过。修法草案的主要内容是将“同性婚姻由双方当事人自行订定”增订在民法中。根据台湾法律，草案还需经过“朝野协商”和“三读”等环节，对修法的具体细节进行商讨才能正式生效。不过，在不久的将来，台湾有可能成为亚洲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先驱。

同志运动人士普遍认为，如果最终修法成功，这将会给华人地区乃至亚洲各国的同志运动带来巨大的鼓舞。身在北京的赖正哲也是其中之一。他说，得知这一消息非常欣慰，身边的朋友也很开心，“有些大陆的朋友还说以后可能会去台湾结婚。” 

赖正哲在北京雍和宫旁的方家胡同里开了一间咖啡馆，名叫“双城咖啡”。平日里，人们总能看到他亲自在店里忙进忙出。但很少有客人知道，赖正哲曾是台湾轰动一时的同志运动人士，也是华语地区第一家同志书店“晶晶书库”的创办人。

90年代末，建筑系毕业的赖正哲曾在美国短暂居住。受到美国同志社区的启发，回到台湾以后， 他于1999年成立了 “晶晶书库”。晶晶的出现改善了台湾同志只能在夜间会面的尴尬境况，也成为最早把同志议题从角落里搬到台面上的力量之一。 

晶晶的前卫作风也曾为赖正哲招致官司 。2003年，由于书店从香港购入男性裸体杂志在店内销售，赖正哲作为书店负责人曾因“妨害风化”被判拘役50天。在那时，同志群体仍常常被人和负面新闻联系在一起。但当赖正哲和他的支持者们在镜头前大胆地举出“性权即人权”的标语时，他们挑战了许多台湾民众对于同志群体的成见。后来官司败诉，赖正哲就此事向大法官提出了解释相关法条的要求。大法官对此事的回应“释字617号”被视为台湾法律对于出版物销售管理方式的厘清。

同性婚姻修法草案首次进入立法院同样也是受到个体事件的助推。10月，台湾大学法籍教师毕安生在其同性伴侣曾敬超病逝几天后跳楼自殺。曾敬超去世前曾委托律师将财产及二人共同购置的房产留给爱侣养老。但他死后，由于二人的伴侣关系不受法律保护，毕安生没能按照遗嘱获得财产和住房，而后在悲痛中自杀。这个故事迅速在社交网络上引发热议。在社会的高度关注下，台湾立法委员尤美女等人将同性婚姻草案送入立法院。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修法草案初审通过之际，在北京采访了赖正哲。他因与合伙人产生理念纠纷，在2012年离开了晶晶，和友人叶子一起来到北京开了“双城咖啡”。现在，他仍会偶尔在咖啡馆举办一些同志主题的活动。在北京，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和偶尔来自上层的“问候”给他带来了不少冲击。

访谈经过编辑与删减。

纽约时报中文网：12月26日民法修法草案的初审通过了，你怎么看？身边的朋友有什么反应？

赖正哲：感觉很开心。不过因为这只是初审通过，还有“协商”、“三读”，所以现在还不是很确定。最终结果没出来之前很难说。身边大部分朋友都很开心，因为终究也努力了这么久，前前后后快十年，终于有一点结果出来。

北京这边的许多朋友还特意传了微信给我，也有人在微信公众号发了新闻。我看他们的反应都是很期待，希望台湾能赶快通过（这项草案），这也是一个指标嘛。有些大陆的朋友还说以后可能会去台湾结婚。以前想结婚要去欧美国家，现在可以去台湾了。感觉大陆的同志群体也受到很大的鼓励。因为大陆和台湾两地在文化习惯上比较接近。他们说，如果台湾都可以通过，对中国就多了一些期待。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经历过台湾同志平权运动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时刻，能否介绍一下台湾同志婚姻合法化的进程？

赖正哲：同志婚姻合法化这个话题，并不是近一两年出现的，在台湾已经酝酿了五年以上。社会上有人会认为婚姻制度是件值得质疑的事。大家看到很多异性恋者离婚、选择单身，为什么同志还要进入婚姻制度？这样的想法给公民团体“伴侣盟”（指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编注 ）带来刺激，他们提出了“多元成家”的想法，包括三个法的草案：《婚姻平权》、《伴侣制度》与《家属制度》。他们希望能将这个法案送进立法议程，过程中几个立法委员也持续关心这个议题。最后他们提出的“婚姻平权”草案，比较接近这次修法关注的重点。其实原先的“伴侣制度”、“家属制度”讨论的范围比这更广，不仅局限于同志，还扩及兄弟姊妹、朋友的家属关系。

这次修法的主要争议在于要不要为同志“另立专法”（指为同志专门设立同性伴侣法，独立于规范婚姻制度的民法之外——编注）。有些人认为另立专法是种歧视，应该直接将同志婚姻合法化修进原本的民法。许多台湾的政治人物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外国经验为同志另立专法。但如果这群人跟一般人都应该享有一样正常的权利，为什么要另立专法来给他们用？我自己的意见是，这是个歧视的法条。这法条只是适用于同志，异性恋者不适用，这就很怪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看到这次修法引发的各种运动和讨论，你的感受是什么？

赖正哲：我们现在看到世界各国，有很多通过同性婚姻的国家，其实他们对同志也不友善，因为大家都一直很天真地认为，你只要通过了，世界就改变，其实没那么简单。而且同志要解决的权利，其实也不只有婚姻，还有其他的。

毕安生老师跳楼自杀之后，很多人说：那老年同志咧？他年老了，他怎么办？社会有没有看到他的需要？其他同志没被看到的权利，谁为他们发声？以后有人更可能会说，这个同志婚姻都通过了，你们还要求什么？我认为，除了婚姻，还要在其他的面向再多努力，不能因此停下来。

八零年代时，我看到台湾因为解除戒严，整个社会完全变了。那时我感觉，台湾可以因为一个理想、或一个你愿意实践的事而改变。像是“美丽岛事件”这样的人权事件发生了，之后还“解严”，我看到好多公民运动冒出来，人们开始上街抗议、示威。那时我还年轻，我受到鼓舞，认为这是民主化的重要过程，而且我自己就是里面的一份子，而不是别人，而正是因为那些过程，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成果。

现在愈来愈多人觉得为弱势、边缘群体发声，是身为台湾人应该有的基本sense（常识）。不仅是对同志婚姻，还有拆迁房屋、环保这些议题，发声的可能不是跟议题相关的人，但他们觉得有义务站出来。也是因为这些原因，这次我们也看到这么多异性恋者走上街头。

纽约时报中文网：如果有一天台湾同性婚姻合法，你会希望步入婚姻吗？

赖正哲：我有一个稳定交往的男朋友在台湾。如果他认为结婚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会为了他去做这件事。我并没有多去说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因为还是有很多其他的面向要考虑，可是如果所有的资源、所有的力气都花在婚姻上面，那其他的就看不到了。

“不要躲，要理直气壮”

纽约时报中文网：晶晶书库是亚洲第一家同志主题书店。开店的过程中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赖正哲：我的书店开在很多教堂聚集的地方，那条路被我们建筑系的老师戏称为“天堂之路”。我那家同志书店完全被教会包围。一开始很紧张，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找麻烦。我设计书店的时候就想，我不要躲，我要理直气壮，我就是要让他们看到我们。所以我就在书店四周开了大片的玻璃窗，让外面的人看得到里面，里面的人也看得到外面。后来我发现许多修女走到我们书店门口都要特别加快速度跑过去。可能她们很紧张吧。开了好几年，周围的人忍无可忍就去检举我。警察来看了看说，很OK啊，没什么问题，他就走了。

后来我又在同一条街上开了咖啡店和艺廊，三者的位置构成了一个三角形。二战的时候，纳粹特别在同志身上别了一个粉红三角形，所以我就刻意去做了一个好大的旗子，把那个三角形就挂在我的三个点，整个撑起来，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太跋扈了，就会请小朋友来我门口涂鸦说：请你去相信上帝吧。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晶晶书库的12年，什么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

赖正哲：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我店刚开，有一个女生，她从一点就来书店逛。我书店很小，逛个半个钟头大概就逛完了，她从下午一点一直逛到四点，我发现有点不对劲，过去问她：“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她就开始哭，一边哭一边说，她和一个男的在一起将近20年了，一直希望那个男的跟她结婚，可是没想到男友跟她说：我真的不能再耽误你，我要告诉你：我是个同性恋。

她讲完以后说了一句话，我也哭了。她说她不怪那个男的，因为她真的很爱那个他，也谢谢那个男的没有欺骗她，没有跟她假结婚，因为那更惨。但她真的不了解什么叫同性恋，那时候社会还比较保守。而且她从台湾南部特地来到台北找我的书店。我赶快把同志咨询热线介绍给她，我觉得她一定很无助，才会一直在书店不肯走。

纽约时报中文网：2012年离开晶晶之后，是什么机缘让你决定来北京开店？

赖正哲：那时晶晶的股东觉得我花了太多力气在同志运动上面，希望我能更关心赚钱。我们理念越来越不合，后来我就离开了。那时我整个人很崩溃，觉得一起打官司、一起走过没钱的日子、最后一起赚钱的伙伴，翻脸比翻书还快。我觉得没有办法待在台湾了。那时候有很多台商都来大陆做生意，我和合伙人叶子就想说，来北京看看好了。我们那时候知道北京有很多同志活动，比较有文化气氛，语言也通，我又有一些开店的经验，就决定来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来北京开店顺利吗？

赖正哲：来咖啡馆的客人和我们都是很相惜的。但也有人不接受。我曾见到有人上网评论说：原来这里是一个gay bar（同志酒吧），我再也不会去了。但其实我们根本不是酒吧，更不是同志酒吧。我的同事就会回他说，我们不是gay的酒吧，我们是一个来自台湾的多元文化主题咖啡馆。但我们本人的确是同志。如果你们不喜欢，还是请彼此尊重。

我们在店里挂了一面反核的旗子，也有人因此给了我们一颗星差评，说你们服务态度很好，你们的咖啡都很好喝，但我不能接受你们挂反核的旗子。因为我是研究核料的，核料是可以被处理的，对人类不会有伤害。所以不单单是同志的问题，有时也有一些文化立场。

纽约时报中文网：除了一些顾客的不理解，双城咖啡举办同志活动会受到阻力吗？

赖正哲：前两年的平安夜，双城咖啡会举办同志交友活动，邀请了大概二十几个同志朋友来彼此认识。我们安排了许多环节，气氛还算热烈。中间突然闯进来几个警察，说“查身份证”。我当时很吃惊，但我的顾客全部都非常镇定，一个一个地拿身份证出来给警察看。看过了之后警察说，没事，就走了。我们的活动就照常进行，客人们无动于衷，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我觉得很奇怪，他们好像很习惯被突然检查。但我很受伤，连续两年的活动都被警察打断，今年就不想办了。

台北的运动，北京的活动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觉得作为一名同志，在北京和在台北生活有什么不一样？

赖正哲：在北京可能要更压抑一些。很明显，你只要去到台北的东区、西门町，就会看到“男男女女”——我指的是男跟男、女跟女——很自然地牵手、接吻，这边比较少。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在台湾从没听说过形婚和同妻。形婚就是拉拉和gay迫于压力结婚，北京还会有形婚派对，这边是拉拉，那边是gay，然后看哪个拉拉和gay互相喜欢，就可以连线。 

我现在来大陆几年以后就能体会他们为什么非结婚不可了。他们都因为家里的原因没办法出柜，不可以告诉父母自己是同志。父母逼迫他们结婚，那个压力真的很大，左邻右舍都会问，要抱孙子啦？台湾现在比较少有这种压力，早期也一样是这样子。这种压力让拉拉和gay觉得，反正我们都需要婚姻，就假结婚吧。假结婚之后也会有很多麻烦，比如财产继承，或者要不要生小孩，等等。他们还开玩笑说，要找拉拉也不找太“爷们”的，这样一回去就破功了——根本就假的嘛！

纽约时报中文网：据你的了解，北京的同志团体和台湾有什么不同？

赖正哲：我就讲得比较白一点，在北京这边的组织很多都会受到上层的打压，所以他们要跟使馆合作，寻求国际资助，视野也比较开阔。在台湾不是。在台湾都是如果要用钱就自己去跟个人或企业筹款，要表达意见就自己上街。相较之下，北京的公民意识还是比较低落，没办法游行或集会。在台湾好像每个人什么事都要去管一下。

北京的同志运动团体能生存下来都非常厉害，而且经营得还不错。有时候我去拜访他们，突然就能听到警察敲门要临检。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们又没有在做什么。警察可能听说这里是同志聚集的地方，有时候会有一些活动，所以就想来看看，看你们到底在干嘛。我的那些朋友听到敲门，连门都不开就说“谁？”、“干嘛？”，他们已经练就了很自然而然的一套应对的方式。对方就隔着一道门说：“没什么事，门打开我再跟你讲。”他们就问：“那你们有证件吗？”对方说“有”，然后就把门打开，看一下证件，简单交流几句。这种时候没有人会抬头看警察一眼。之后警察就走了。因为这些事情，这种团体都经常要被迫搬家。不过现在好一些了。

我的咖啡馆也承办过一次酷儿影展。但因为酷儿影展是一个国际性的活动，会邀请世界各地的导演来北京讨论。一牵扯到国际，事情就麻烦了。警察就会来阻止。酷儿影展至今办了大概十几届，其中有七八届都是中途被迫取消。甚至有一次他们办在清华，都有人冲进去叫停，校方也就妥协了。我们办的时候，都只能寄e-mail（邮件）到私人的邮箱，还不能提发生什么事，就说几月几日在什么地方请你来看一个电影。在微信微博都不能提这些事。结果那天我们来了很多人，警察也完全没来阻止。

有些时候他们会开玩笑说，在台北是运动，在北京是活动。在这里你可以办各式各样的活动，但不能成为运动。但其实作为一个同志，如果你只是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不去参与运动，在北京的生活也没有那么困难。我看到过很多拉拉也在地铁里面接吻，有些男同志也会在自己家里办派对。但是你不能涉及抗议、示威、不满什么的。基本上只要你稍微低调一点，只关心自己的生活，上层也不太管你。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北京，你身边有同志的朋友有结婚的愿望？

赖正哲：我之前参加过一个同志伴侣的婚礼。是大陆最大的同志交友软体飞站的站长和他的男友要结婚，就通知大家去参加他们的婚礼。我们就兴高采烈地准备去。但他那时就留下伏笔说，请宾客在最后几天多留意婚礼举办地点变更信息。

婚礼当天的早上，他打电话说地点变了。中午又打了一通，说又变了。临近婚礼开始之前，到晚上，他们又换了场地，最后确定了地点。我们都急忙赶过去。后来才知道，前几个地方都有警察打电话过去“关照”，于是都不敢接了。最后在地坛公园附近有一家酒店，有认识的朋友在那里工作，告诉他们当天晚上刚好有场地空出来，叫他们赶快过去。因为时间太紧了，可能警察也来不及“关照”吧，就顺利举行了。当天婚礼有一两百人参加，每个人都盛装出席。婚礼的流程也是按照一般的，有主持人、证婚人一类的。那天很开心，真的很佩服他们。

纽约时报中文网：现在初审通过了，你周围的朋友有没有因此对中国未来可能将同性婚姻合法化增加了希望？

赖正哲：这个我还没问过他们。不过只要继续努力，乐观一点，不要放弃，就会有所改变的。我觉得做运动的人就是要有这样的态度。昨天有人在新闻下面留言说，大陆是最难通过的。然后就有人回复他说，还是要乐观啊，不要放弃希望。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认为在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是有可能的吗？

赖正哲：我觉得有机会。但时间长短很难说。我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我觉得中国的政策和体制跟台湾很不一样，很多事情说变就变，说改就改，所以未必会像台湾那样需要很漫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