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里中国同志学者的困境与抗争

10年前，当“奥斯”，东北某高校的英文老师，在课堂上用“不可思议的样子”小心地说出“gay”这个词时，并不是说他觉得不会有人对同性关系感兴趣，而是作为一个同志，他通过刻意的恐同表达来转移怀疑。然而在当下，他表示不需要再这样做了，因为学生们似乎普遍接受了同性恋。

奥斯（为了保护他的身份，此处为化名）的改变反映了当下中国大学中对于性少数群体的开放程度的变化，然而这一开放也是有限的。在过去的几年里，我采访了40名当下或曾经在中国大学中任教的同志，试图弄清楚他们是如何在其课堂和研究中涉及同性恋问题的。他们的回答揭露了在当下中国大学中的男同志老师依旧会面临诸多风险，当他们在课堂上讨论或研究同性恋问题时。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在运用多重策略，来改变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ity）。

对许多男同志老师来说，在课堂上提及或讨论同性恋议题的一种“自然”方式是讲述专业领域内同性恋名人的故事。例如，计算机专业的老师会在课堂上提及艾伦.图灵的故事，而艺术和设计类的老师则可能提及著名的同志艺术家或是分析著名艺术作品中的同性恋主题。一位艺术老师告诉我，当他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述古希腊艺术中的同志主题时，他会“故意地把讨论引向一个积极的方向”，以此来打破关于同性恋的各种消极刻板印象。

这种谨慎、间接的方式反映了当下中国许多同性恋教师的警惕心。许多同性恋教师担心，提及同性恋或发表自己的观点将暴露自己的同志身份，使他们受到学生和同龄人的歧视，或引起学生的强烈反感。这并不是杞人忧天。同性恋教师非常清楚学校领导对教学内容上所施加的压力和控制—包括对教科书的统一管控和随机进行抽查听课。

当与学生谈及同性恋话题时，许多同性恋教师选择轻描淡写带过。

应对这些压力的一个常见策略，是当谈论同性恋话题时保持“中立”“客观”的立场。一位老师说：“我在课堂上肯定是保持中立的，不会提倡去接受它，而只是谈谈这种现象。”与此同时，他在教学的PPT上展示了李银河、张北川等中国著名学者和同性恋权利活动家的照片，通过介绍其他人的观点来间接表达对同性恋平权的支持。

和学生谈论同性恋话题时，大多同性恋教师会选择 “点到为止”、“稍微提一下”。虽然他们希望多说，并且也认为应该多说，但又不敢多说，因而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使命感与现实顾虑之间寻找平衡。

一位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院长告诉我，他引入了LGBT社群在国外大学中所享有的保护制度，意图以恰到好处且平易近人的方式来应付对性少数群体的污名化。其他意见则认为，“班级辅导员”的角色类似于班主任，使他们有机会与学生讨论爱情、婚姻和人生选择，同时挑战歧视性态度并引导学生接受同性恋社群。

在研究工作中，现实与他们的使命感之间的这种冲突更加明显。一位在同性恋研究上已有学术发表的教授告诉我，他选择放弃该学科。“如果对同性恋做过多研究，等同于将自己的性向公布于众。”他说，“我仍然在乎别人的想法。”

近年来，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有所提高。然而，教师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 “道德模范”。因此，很少有同性恋教师愿意公开出柜。尽管他们不太会像以前一样因公开性取向而受到处罚，但也仍然使他们容易受到工作场所和整个学术界的歧视。

但当一个同性恋学生或研究对象向这些老师吐露心声时，他们很难无动于衷。“他们对我敞开心扉，我又怎么能藏在面具下呢？”一位受访者问：“如果研究人员问我的性取向，我能选择不回答吗？”这些情境问题对同性恋学者研究酷儿问题产生了挑战。

除了与身份直接相关的压力，中国大学的同性恋老师更担心从事酷儿研究这一职业是否可行，因为该领域在中国学术界仍处在边缘位置。具体来说，如果专门从事这一职业，他们担心会被边缘化。一些受访者抱怨，很难让中国学术期刊接受他们的论文，即便接受审查，对他们的职业发展也没什么帮助。

与此同时，负责分配国家研究基金的人对酷儿研究兴趣不大。一位受访者告诉我：“如果你申请研究这一课题，几乎不可能得到（国家）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是中国最具声望的国家级科研基金之一。该基金会的申请条款表明，它所支持的研究应该“坚持把重点放在攻克现实世界中的重大问题上”。然而，由于官方政策对性少数群体的困境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主流媒体在报道此类问题时也很谨慎，酷儿研究在主流学术体系中仍缺乏合法性。

面对一个约束的学术环境，许多同性恋教师选择保持低调，而不是完全放弃他们的研究。用一位老师的话来说：“当你发表了50篇论文，其中5篇是关于同性恋研究的，那么这不是问题，没有人会质疑你的身份（性取向）。”一些学者限制他们的研究曝光，比如不把论文递交到大型学术会议。其他人则在其简历和出版物中注意一些词语的出现。例如，“酷儿”一词——中文的“酷儿”（拼音的表述）——通常比“同性恋”或同性恋（拼音的表述）更安全。

国际发表是中国学者可以提高酷儿研究学术合法性的方式之一。华东师范大学魏伟教授，是目前国内少数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大学教师和酷儿研究的知名学者之一。他在回到中国任教前，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那时他已经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同性恋的论文。魏伟突出的国际论文发表记录为他在中国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且自2015年到2018年，他的研究得到了中国教育部的资助。

魏伟的故事令人鼓舞，但应该指出的是，英语出版通常是一种特权，仅限于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对于没有英语写作能力的研究人员来说，发布有关酷儿研究的研究渠道仍然很窄。如果中国想增加象牙塔内外同性恋问题的曝光度，并为酷儿研究的学者提供更公平的机会，那么中文学术界需要变得更加开放。

同性恋教师工作中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高等教育是以异性恋为主流价值观的，明了当前的环境是如何阻碍酷儿研究的教学，以及性别和性别平等的教学研究。

一个好消息是，许多同志老师，包括仍未出柜的老师，仍在尽力提高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但是，他们本不应该单枪匹马而行。中国大学的领导者应该建设更加友善的校园，确保其LGBT教职员工和学生能够在不受歧视和恐惧的环境下生活、学习和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