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有多少大学生能接受婚前同居和同性恋爱？

【导读】中国目前在校大学生共有约3833万人，理解大学生社会心态，对于把握当代社会观念的演变趋势至关重要。“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研究”课题组历时三年，调查发现：

72.1%的被访者认为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4.9%的被访者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持悲观态度；85.1%的被访者认为个人的成就大部分是靠努力争取的，7.2%的被访者反对这一观点。

互联网作为大学生信息主渠道所占的比例高得惊人，约91.5%的大学生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是互联网。

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总体水平较低，“从没有”或“很少”在互联网上参与讨论政治、政策事务的大学生占全体的72.1%，而“经常”参与的大学生仅3.4%。

有相当比例（32.2%）的大学生不认为社会利益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高于个人利益。

超过半数的大学生对中医（87.8%）、安乐死（67.0%）、婚前同居（65.8%）、同性恋（56.2%）等争议性话题表示接受。

文章原载《文化纵横》2019年第6期，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当代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报告

根据2019年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目前在校大学生共有约3833万人，且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对大学生社会心态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中国社会思想观念的现状，也是我们理解未来中国社会思想观念变迁的关键。

复旦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与上海开放大学信息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联合开展了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调查于2015年、2017年进行了两次，采用“地区—大学—学生”三阶段随机抽样的方式，从覆盖中国内地七大地域、不同学校层次的中国高校中分别抽取了6351名和 6759 名在校大学生，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历时近三年，收集了一份跟踪调查数据，力图立体地呈现当前以“90后”为主体的大学生群体的整体心态和价值观念。问卷设计了与青年人思想状况紧密相关的对国家发展与对外关系的态度、对社会生活与经济发展的态度、公共态度与公共讨论、社会认知、社会评价、科学与信仰、对港台地区的态度、对争议性社会议题的态度等板块，含有200多个指标。研究团队对部分相关指标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在上述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问题归纳与提炼。

▍大学生社会心态的整体图景

从调查结果来看，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可以用五个关键词语来概括：“信心”“认同”“个体”“物质为基础的精神追求”及“网络原住民”。

（一）信心

第一个方面是对个人的未来充满信心。72.1%的被访者认为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确信未来会朝好的方向发展，仅有4.9%的被访者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持悲观态度。60.5%的被访者预期未来会有令自己满意的经济收入，仅有6.5%的被访者对未来收入预期悲观。第二个方面是对社会给予个人的机会充满信心。57.7%的被访者认为社会环境为自己实现梦想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仅有9.5%的被访者对此表示悲观。第三个方面是对中国充满信心。超过八成的大学生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政治走势表示乐观，超过七成的大学生认为未来中国政治社会变迁会仍然遵循和缓渐变的轨迹，超六成大学生对当前社会的分配体制、竞争机制和运行机制持正面态度。这种信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人所具有的一种特质。它既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在标识着时代和改变着时代。

（二）认同

大学生理想社会的蓝图呈现一定的秩序偏好，国家整体认同度高，对中国的发展道路有较强认可。当代大学生对理想社会表现出更加务实的社会追求，更强调社会的稳定、文明、安全等特征。大学生理想社会的前三位特征依次是稳定（16.1%）、文明（15.9%）和安全（10.7%），选择自由（7.4%）和民主（6.1%）作为社会理想的大学生占比相对较小，可见稳定、安全等秩序要素仍然是当前大学生社会理想的首选偏好。

被访者也对中央政府、传统文化、革命传统以及国家的作用抱有非常正面的态度。69.8%的大学生表达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与之相对，仅有6.2%的大学生对中央政府缺乏足够信任。同时，90.3%的大学生认为应该弘扬传统文化，78.1%的大学生认为应该弘扬革命传统，71.3%的大学生认为遵循政府的政策对国家的发展很重要，82.5%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繁荣会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此外，值得一提的是，59.9%的大学生认为，在处理外交事务中，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大学生对于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历史均持较高认同的态度。认可“改革开放是今日中国繁荣昌盛的根本原因”的被访者占全体比例的50.8%，将近七成的被访者对于历史的看法与历史教科书基本一致。从文化方面来看，大学生印象最深的电视剧中，不同于前几年的美剧潮、韩剧潮，国产剧比例高达80%，《亮剑》《人民的名义》《西游记》《琅琊榜》等均居于前列，这从侧面反映出大学生对中国的文化产品有着一定的认可度。

（三）个体

个体化意识、“为自己而活”成为部分当代大学生界定自身与社会关系的出发点。他们思考问题常以个人兴趣和自我需要为驱动力，以个人利益和个人发展为取向，并且坚信个人努力与个人发展息息相关。

有一定比例的大学生开始出现个体主义倾向，即生活以个人自身而非个人所处的环境为核心，由自己来界定自己的生活。51.4%的被访者认为完全可以选择和掌握自己的生活，只有11.7%的人认为无法完全选择和掌握自己的生活。另外，调查问卷还设计了这样一个指标来测量大学生的个体主义倾向：“生活是属于个人的，我应该完全按自己的想法生活”，选项分为“同意”“说不清楚”与“不同意”三种类型，同意该说法的大学生可以认为具有个体主义倾向，不同意该说法的大学生可以认为具有非个体主义倾向。调查显示，个体主义者在大学生群体中占比25.5%，非个体主义者占比29.3%。可见，相当比例的大学生渴望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为自己而活”逐渐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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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对个人的奋斗推崇备至，认为在成功的道路上个人的努力至关重要。85.1%的被访者认为个人的成就大部分是靠努力争取的，仅有7.2%的被访者反对这一观点；80%的被访者认为个人的成就大部分是靠把握机会，仅有6.5%的被访者反对这一观点；76.5%的被访者认为努力工作通常能够带来更好的生活，仅有4.8%的被访者反对这一观点。

总体而言，当代大学生的生存状态更加个体化，思维方式更具个体主义精神，思考问题常以自我需要为中心、以个人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为目标。一方面，这种个体化是技术进步与社会分工带来的，“90后”开始将自己的衣食住行全部“搬”到网上，这使得他们不再需要依赖于与他人的沟通和合作也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这种个体化也来源于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变化，“90后”逐渐从社群规范中脱嵌出来，更多强调独立的个体生活的价值。

（四）物质为基础的精神追求

作为在相对富裕的物质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丰裕一代”，当代大学生既看重物质又轻视物质，一定的物质条件被视为必不可少的生活基础，且在物质需求逐步得到满足的同时表现出更高的精神追求，“物为我用”的思维取代了“我为物用”的思维。此外，务虚的“非物质成就观”在大学生的观念体系中崛起，呈现出向后物质主义转型的特征。

调查显示，大学生以金钱、权力为价值追求的比例仅为7.2%，而以成就感、美好家庭和社会地位为价值追求的比例高达50.7%。可见，与传统观念中追求金钱、权力等的人生观不同，当代大学生将奋斗的目标更多地聚焦于自身价值的实现，对于成功人生的理解明显从外在的、物质的转向了内在体验式的。不同于以往“70后”“80后”大学生，“90后”大学生大多享受着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其在物质上的富足感、充裕感，使得其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更高。他们的价值观念建立在丰衣足食的基础上。他们不再认为谈论物质是庸俗、市侩的表现，他们直接描绘舒适、安全、富足的生活并为之奋斗。在当代大学生看来，物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不过物质只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人生目标的前提，而非目的本身。

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呈现出向越来越不注重经济取向的“后物质主义转型”的特征。问卷中设计了一个公认的测量后物质主义的指标。根据这一指标，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以混合型为主（62.7%），其次为后物质主义者（18.7%）、物质主义者（15.5%）。这说明在物质充裕年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越来越不注重以经济为取向的物质价值，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已经在大学生群体中逐渐普及开来。而后物质主义者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明显增强了自我表达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物质积累使“90后”大学生不再需要为基本的物质保障投入太多的个人精力，也正是这些坚实的物质基础，让他们在精神追求、自我释放、个性张扬等方面的探索具有可行性。

（五）网络原住民

当代大学生是与互联网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如果说对于前几代人而言互联网是一个信息平台的话，那么对于“90后”而言互联网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互联网影响并塑造了他们的思想观念、认知模式和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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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对大学生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与报纸、电视、广播及其他信息渠道相比，互联网作为大学生主要信息渠道所占的比例高得惊人，约91.5%的大学生最近一年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是互联网，报纸占0.8%，电视占4.6%，广播占2.4%。

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总体水平较低。调查显示，“从没有”或“很少”在互联网上参与讨论政治、政策事务的大学生占全体的72.1%，而“经常”参与的大学生仅3.4%；“从没有”或“很少”在社交媒体上转发政治性内容的占全体的69.2%；“从没有”或“很少”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政治观点的占75.7%；“从没有”或“很少”在互联网上就争议性事务、群体性事件、网络抗议发表观点的占68.4%；“从没有”或“很少”参加在线请愿或公共议题投票的占73.4%。

有意思的是，大学生对网络安全、隐私保护与网络自由却非常重视。75.3%的被访者非常关注个人网络信息安全问题；80.5%的被访者非常关注个人隐私信息（通讯录、照片等）的安全；54.1%被访者反对为了互联网使用的便利而泄露个人信息，仅有24.9%的被访者认为为了便利可以接受个人信息的泄露,72.2%的被访者反对通过雇用网络水军等方式来影响互联网舆论。

当代大学生所体现出来的上述社会心态，与主流价值观之间可能发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对于这些问题，从调查结果来看，我们认为：

一方面，大学生的社会心态与主流价值观之间存在着耦合关系，其可能带来的客观后果是与主流价值观的最终取向不谋而合，在部分领域甚至有所过之；

另一方面，大学生的社会心态有其特点与自身的规律，与主流价值观之间也存在着张力。

▍大学生社会心态与主流价值观的耦合关系

无论是当代大学生所体现出来的自信心与自豪感，还是强烈的认同感，都与稳定、秩序、国家、民族、中国道路的选择紧密相连，特别是大学生的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大学生社会心态与主流价值观最关键的耦合点，就在于大学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国家和现有秩序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中国内地的大学生群体不太可能在较大范围采取影响社会稳定的行动。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中流砥柱，对国家整体高度认同，对社会感知“未来可期”，对生活感知保持着一种整体良性互动的自我调适心理。经过历练，他们能扛起国家和社会赋予的重任。

首先，在前文中提到当代大学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整体评价较好，大多数学生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这表现了大学生对国家与民族的高度认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认同改革开放的大学生与不认同改革开放的大学生的比例超过5∶1，这充分说明大多数大学生对中国道路是高度认可的。

其次，大学生总体认为个人发展与社会前景“未来可期”，表现出较强的发展效能感。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的发展效能感水平总体较高，每一个指标的均值都超过3.5分（总分为5分），说明大部分大学生相信外部环境能够为自身提供一个好的发展条件，大学生群体对自身发展的想象是一幅既充满信心，又不断雕刻自身向社会环境靠拢的图景。这种强烈的发展效能感，是大多数发展停滞的国家与地区的青年人所不具有的。它能够促使青年人对个人发展与社会境遇作自我归因而非外部归因，把个人发展更多地与个人奋斗、个人努力联系起来，不会太轻易地把问题归咎于外部环境，最终走上反抗现有体制的道路。

再次，大学生对社会的感知趋向正面，总体表现出偏高的社会公平感、普遍的社会安全感与较高的社会信任感。认为“当前社会是公平的”大学生占全体比例的33.8%，居中占41.2%，不公平占25%，整体上对当前社会公平性的感知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他们的确对社会中的一些不平等现象存在不满情绪，但仍然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认为当前社会是安全的大学生占全体比例的66.0%，认为一般的26.7%，认为不安全的仅7.3%；对一般社会成员信任的大学生占比为58.6%，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持谨慎小心态度的占33.5%，持不确定态度的占7.8%。信任警察的大学生占全体的60.6%，信任法院及司法系统的大学生占全体的64.1%。这说明大学生群体对代表国家制度的警察、法院及司法系统具有相当的信任感。整体可见，当代大学生对社会感知和未来发展充满希望，这既是他们对社会的真实感受，也是他们对社会发展的基本预期，虽在公平与信任上尚有不满情绪，但均在可接受、可改进的范围内。

最后，作为充分享受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福利的一代，当代大学生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调适机制。大学生在面对学习、生活、就业、情感等方面压力，面对充满不确定的未来时，表现出良性的自我调适社会心态。一方面，当代大学生产生了一种具有宣泄性的自嘲式表达，产生了“丧”“衰”“咸鱼”“佛系”“喷喷群”等解构压力、自我宣泄的方法；另一方面，当代大学生也产生了一种充满正能量的、积极向上的“小确幸”（微小而确实的幸福）心态，涌现出“给力”“点赞”“打call”“夸夸群”等主动寻求心理支持、自我调节的积极尝试。这使得大学生保持着一种整体良性互动的自我调适心理，不容易因社会压力而产生心理失衡、悲情怨世的想法，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也减少了社会不良情绪从线上向线下转化并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大学生社会心态与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张力

大学生社会心态的特征与主流价值观之间可能也存在着某些张力。例如，尽管互联网为大学生提供了表达爱国精神、抒发青春热情的空间，但在网络世界，真正大规模、长期存在的网络狂欢的代表并非是类似于“帝吧出征”那样的民族主义事件，而是类似于“饭圈”这样需要强大组织力、心理能量投入的网络活动。又如，即使是目前大学生所表现出来的对自身、对社会、对国家的满满信心，其实也可以视为他们过去经历的主观映射，但是未来不排除会有个人发展和社会境遇的各种波折起伏。一旦个人境遇受挫，或者社会发展空间收缩，这种信心并非没有演变为沮丧感和挫败感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人的思维模式有可能由内部归因转向外部归因，个人努力与奋斗的因素会被相对忽略，而社会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则会被强化，从而容易受到特定思潮的影响，出现激进化趋势。

大学生社会心态与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张力，更有可能来自目前大学生所表现出来的“个体”与“物质为基础的精神追求”两类特质。

个体特质强调的是个人价值与小众化，这与主流价值观所具有的外部客观性和内在统一性并不完全兼容。第一，大学生思想尽管具有与主流价值观不谋而合的一面，但更多是从个体的视角出发、从自身经历与体验出发看待世界，并不是外在的客观价值体系灌输或熏陶的结果。个体观察世界的体验最终还得以自身为准绳来得到确认，无法由一个外在的权威做出强行判断。第二，个体化意味着保留个人自身的特质，拥有自己独特的想法，这种对个人独特性的肯定既是针对自己的，也是针对他人的。由此延伸而来的必然是多元性、包容性与开放性，很难与一种统一的价值观体系完全协调。

物质为基础的精神追求具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需要有基本的物质条件，二是强调自由的、超脱性的精神体验。这与大学生作为“丰裕一代”的青年群体成长背景有关：他们是在“温室”中长大的一代，物质条件相对丰富，生活有保障，不用过分为外物而委屈自己；他们考虑问题与行动抉择不需要从生存与生活压力出发，而可以从个人兴趣和发展出发。但是，这种物质为基础的精神追求也可能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自由的、超脱性的精神体验的追求可能导致他们过分强调自身的兴趣与发展，而与外部环境对他们的要求、社会希望他们承担的责任有一定脱节。

第二，他们无法离开一定水准的物质生活条件，遇到艰难环境有可能热情有余而耐力不足。他们自然而然地享受着物质丰富所带来的种种优势，所经历的挫折多在学业与家庭方面，而对于战争年代的舍生忘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创业艰难、改革开放时代的敢为天下先等都无法感同身受，在培养吃苦耐劳、顽强、坚韧、百折不挠的品质和作风上还有提升空间。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大学生的社会心态可能带来的客观后果与主流价值观的最终取向具有一致性，但其背后的思想内核与主流价值观在具体手段、实现路径上的认知并不完全相同，其表现方式与形态、表达程度与实践范围，也可能超出主流价值观所框定的范围。以下略举几例：

第一，高度认同的背后是复杂微妙的思想图景。大学生的认同是从特定维度出发的，从其他的视角来看会显得有点似是而非。例如，在表达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高度国家认同的同时，同意“批评政府只会造成人们对政府无意义的怀疑”这一观点的大学生仅占全体被访者的32.1%，而反对这一观点的大学生则占到全体的44.6%。政府并没有被排除在批评对象的选项之外。

又如，尽管在多起事件中不少青年人都以民族为旗帜形成集体性的声音，并以民族整体的名义要求个人服从，但还是有相当比例（32.2%）的大学生不认为社会利益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高于个人利益，或者对此观点不支持也不反对(31.5%)。

同时，与目前力图对西方部分国家发出强硬声音的情绪相伴随的，是主张应该积极向西方学习的被访者占全体的65.5%，而反对向西方学习的被访者仅占全体的9%。就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认识而言，在盛赞“我的国”和强调个人为国家付出时，大学生也希望国家承担相应的托底与扶弱责任。大部分（70%）大学生认为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以保障每个人的生活，不同意的仅有10.6%。

第二，盛行于一些青年中的部分社会思潮的发展有可能越出主流价值观的范围。例如，在对中国近40年的发展道路的认识问题上，同意“改革开放是今日中国繁荣昌盛的根本原因”的大学生比例从2015年的53.1%下降到2017年的50.8%，不同意的占比则从2015年的5.2%上升到2017年的9.5%。

另一个例子是近些年来青年群体的民族主义升温，大学生在涉及爱国主义、国家主权方面的态度趋于强硬。调查显示，相比于2015年，2017年大学生群体在涉及民族主义相关变量的态度上，表示强烈支持的比例均呈上升趋势。另外，在两岸关系方面，大学生群体中间“武统”呼声往上攀升。调查显示，要求诉诸武力实现统一的比例从10.3%上涨到17%。这种变化趋势，既源于中国发展成就所带来的自信心与自豪感，也与对外部压力的应激反应有关。但青年民族主义的升温与态度的强硬化，会发展为在大量问题上立场鲜明的强迫性“表态”和“站队”，同时也可能挤压国家处理相关问题的弹性空间。

又如，调查结果显示，部分大学生表现出一定的民粹化倾向，往往倾向于采取一种底层视角看待问题。一些来自低收入家庭而进入精英高校的大学生拥有更加强烈的向上流动的愿望，更加信奉专业和知识的力量，但是在经历现实的挫折和打击后往往容易转化为一种彻底的不信任和不接受。他们可能将自身的境遇归因于外部的结构因素，这种思维模式往往使得他们反对建制，反对制度背后的权力结构以及作为这种权力结构代表和化身的精英。同时，由于无法融入或者成为精英而将其与自身对立起来，使得他们倾向于采取一种非黑即白的视角。这种视角执着于对错是非的区分和判断，使得他们无论是看待社会议题还是自身的生活机遇都更容易陷入一种价值判断先于事实判断的定势。

第三，尽管与主流价值观的部分外在表现具有一致性，但当代大学生的逻辑思维起点有着自身特点，与主流价值观并不是完全合拍的。大学生群体强调从个体的感受、自身的经验出发来关注这个世界，无论是讨论宏大叙事还是讲述个人经历，他们的态度都体现出去权威、小众化、自我意识强烈的倾向。无论是在网络世界还是现实社会中，大多数青年人的表达方式更多具有碎片化色彩，表达符码也是相对浅层化的。这可以理解为他们对现实生活感受的直接映射，但这种表达与具有核心认知框架的宏大叙事体系是有一定距离的。

当代大学生的青年文化呈现出小众分化和多元共融的特征：

小众分化是指少量大学生基于某种共同的特征而聚合成小圈子，同时大量小圈子并存的文化特征。以B站为例，这似乎已经成了当代大学生潜意识中的默认选项。作为一个文娱社区，B站文化氛围包罗万象，聚集了大批深度粉丝，大学生在嘻哈、街舞、机器人、电音、国风、国漫等圈子中取悦自己，吸引同类，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小众文化圈。

而多元共融是指大学生所呈现的开放包容、对异己文化“和而不同”的心态特征：一方面是大学生思想具有开放性，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大学生对中医（87.8%）、安乐死（67.0%）、婚前同居（65.8%）、同性恋（56.2%）等争议性话题表示接受，这反映出大学生对不同群体、不同意见和多元文化抱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另一方面是追求时髦与创新，易于接受流行文化，如由网红明星所带动的消费文化，呈现出主流文化、二次元文化等多元文化共存又不一定相互排斥的共融状态。

因此，目前还无法认定青年大学生作为一个整体形成或接受了社会现有的系统化认知框架。对于大多数青年人来说，他们目前的立场与态度倾向是他们一二十年来真切不虚的社会繁荣的感受带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由此形成了固定的“元认识框架”。大多数人会根据自己切身感受到的变化而有意无意地调整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倾向，以与当下的环境产生心理与思想上的适配。

▍主流价值观体系建构需要处理的三对核心关系

透视当代大学生社会心态重要特征及其与主流价值观的关系，我们会发现，有三对核心关系需要在建构主流价值观体系的过程中进行处理。

第一对关系是认同与开放的关系问题。在建构有效的主流价值观体系来整合、统率和引导青年价值观时，需要注意保持青年群体价值观体系的开放性与发展性。社会具有一定的建构性质，在特定条件下、特定领域中，观念可能建构现实：一方面，单个的行动者在思想观念的作用下做出具体选择与行动，逐步建构出符合自己目标的客观世界；另一方面，存在于不同行动者之间具有共识性的一致认知可能会在认知的作用下而成为客观社会事实本身。这样，过于强烈的内部认同、过于封闭的内外隔绝意识，在现实中可能造成不同族群裂痕的加剧，最终建构出真实的分化与隔阂，彼此隔膜的不同社会与文化共同体由此产生。相反，具有一定弹性和开放性、包容性的价值观体系，反而最终可能带来社会的整合。

第二对关系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主流价值观体系建构与传播的过程，应该是一个使个人与社会、个体与集体各自在主流价值观体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并和谐共处、相辅相成的过程。中国40年来的转型与变迁，在社会领域的一个关键后果是个人逐渐从共同体中脱嵌开来，这种脱嵌既是社会结构层面，也是思想层面与行为层面的。作为对过去中心主导型的经济社会结构以及过分强调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异变，青年群体个人意识的觉醒实质上是改革开放的积极成果。但是，这种个人意识如果被过分放大，不免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培育、发展出一种不至于沦为彻底的个人主义，且与社会整体发展融为一体的个体意识。我们既需要对个体意识和个体价值给予充分的尊重，同时也需要建构更加有效的主流价值观体系来整合、统率和引导青年价值观。这个主流价值观体系在强调核心价值的主导作用的同时，也应尽力尊重与保障个体的多元化追求，并由此形成具有共识性与引领性的开放价值体系。

第三对关系是精神追求与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并非附属于物质的，但在大多数时候却是以物质为基础的。青年人得以肆意放飞兴趣、尽显个性，是因为他们的父辈为这些精神追求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但是，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家底还不够丰厚的社会，任何物质条件人均下来就变得单薄；中国社会也是一个经济资源分布还不均衡的社会，任何经济资源从特定群体与特定地区来看都会显得匮乏。对于“90后”“00后”来说，中国的物质基础还需要他们进一步夯实，勤俭节约的精神还需要他们进一步保持。同时，他们还需要用脚踏实地的厚重，把超越性的精神追求转化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创新性和创造力，并由此成为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源泉。

（本文的最终执笔人为桂勇、胡佳丰、侯劭勋。研究团队的成员还包括李秀玫、黄荣贵、邢婷婷、郑雯、都晓琴、佘承云、李雪、付宇、王莹莹、王化险、易新、舒东妮、吴黔凤、逄程涵、施颖婕、周琳、阿依米拉·阿克木、程浩然等。本文得到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驱动的网络社会心态发展规律与引导策略研究”的支持）

原标题：《究竟有多少大学生能接受婚前同居和同性恋爱？ | 文化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