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内的艾滋病人：很多既是同性恋者也吸毒

　　11月27日，北京市利康教育矫治所，一名所管人员讲述自己吸毒、感染艾滋病病毒及来到“爱之家”家园的经过。

　　穿过层层关卡的大门，灰色小楼上，“爱之家”三个红色大字醒目。到了午饭时间，民警打开标着病区的大门，给收治的所管人员发放午饭前，先挨个给需要的艾滋病患者发放药物。

　　他们的手指甲多有感染，指甲盖有黄白色斑点。因为免疫力较低，他们很容易生病，常常感冒发烧或是口腔溃疡，几个月下来也不见好。

　　这里是北京市利康教育矫治所，北京最大的艾滋病患者集中治疗区域。收治的所管人员，或吸毒成瘾，或被判短刑。初次进入时，他们会进行一次筛查，确认感染后会集中收治在“爱之家”病区内。

　　“这两年随着新型毒品的发展，因注射感染的人员比例在减少。”利康教育矫治所副所长张海涛介绍，目前矫治所内因同性性行为感染艾滋病占到60%。

　　同性性行为和吸食毒品行为经常裹挟在一起。感染者中，很多既是同性恋者，也是吸毒人员。在短刑服刑人员中，也有80%是因为贩毒、持有毒品等涉毒犯罪而被判刑。

　　“我还能活多久？”

　　“儿子，是不是去了大城市上学，嫌妈妈做的饭不好吃了？”李力(化名)的母亲问。

　　他没有回答。

　　寒假在家一个月，他每天躺到家人吃过早饭才起床，午饭和晚饭都谎称同学约饭，然后去公园啃面包。每次用完洗手间都要消半天毒，家人还以为是“洁癖”。

　　以往每次出远门，爸妈会亲吻他的脸颊。这次，他慌乱地躲开，却在回北京的列车上哭了一路。

　　李力在北京一所高校读书，学业繁忙，他坚持一节课不落；生活中，他尽力和同学保持距离，避免一起吃饭，水杯、剃须刀都不让同学碰；“大家只是觉得我有洁癖而已，没有人发现。”

　　“发现”，指的是确诊艾滋病这件事。当时，19岁的李力读大二，同居七个多月的同校留学生，却不知所踪。

　　“我还能活多久？”他不断问自己。他形容自己“像受惊的鸵鸟，把头埋进沙堆”，为了逃避现实，他让自己忙碌起来，从网上查找信息。传染病、肮脏、恐怖、羞耻、绝症、是他对这个病的最初认知。

　　他独自面对疾病，不敢告诉任何人。“如果可能，我希望能一辈子瞒着他们。”

　　与李力不同，28岁的刘飞(化名)在父母陪同下前往医院。

　　那是2012年秋，由于免疫力低，肺部感染发展成肺结核，他被确诊为艾滋感染，住院治疗。

　　刘飞把自己关在病房里，拒绝见任何人，每次父母探望，他就发脾气，“当时特别害怕，想找栋高楼纵身一跃，或用刀割结束生命”。

　　春节前，刘飞病情有所好转，可以回老家。他记得，那一年山东特别冷，下着大雪，农村家中没有暖气，卧室里只有一个炭火炉子。每隔一小时，父母就会进屋给他换一次炭火。

　　“我最感动的是，爸妈不敢总待在屋子里，怕我反感；又不敢离得远，怕我自杀。就一直站在院子雪地里，隔着窗户偷偷看我。”刘飞说。

　　离婚

　　确诊艾滋后，刘飞告诉妻子真相，并坚持离了婚。

　　“父母不知道我是同性恋，当时一直催我结婚。”刘飞回忆，自己迫于无奈，同意和见了五次面的同村女孩结婚。

　　婚礼很简单，连亲朋好友都没有通知。婚后，刘飞在公司住，妻子在外租房，两人不曾有过性生活。好友家人劝说下，正当他试图和妻子好好生活时，却被确诊为艾滋感染者。

　　父母希望他隐瞒妻子，刘飞却很坚定，“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好起来，不能耽误她。”

他说，自己庆幸，“还好没有把病传染给她。”

　　24岁的夜店舞者张坤确诊后，再也没有谈恋爱。

　　2013年，他在五棵松一家夜店跳舞。当时医院定期来宣传艾滋的相关知识，并进行唾液试纸筛查。第一次参与时，他只当凑个热闹，第三次时，他被查出感染艾滋。

　　此前，张坤已反复出现低烧症状。“但我对这病一无所知，总觉得离自己很远。”

　　他请了两周假，在北京一处隔断的出租屋里，将自己与外界隔绝，每天从网上搜索艾滋的信息，然后消沉，偷偷吸食毒品。

　　直到一无所有，他才走出房间。第一件事就是和男友分手，“我只是说不合适，不知道是不是他传染给我的，因此也建议他去检测。”

　　张坤再也没有谈过恋爱。他说，不是没有遇上合适的人，也知道做好保护措施可以避免传染，但心中还是会有害怕和忧虑，“我总觉得喜欢一个人，就是在害一个人。”

　　“和正常人该是一样的”

　　因为生病，刘飞的父母和哥哥辞了职，并四处借钱为他治病。母亲还把医学典籍上相关知识记录下来，每天根据医嘱给他擦身，每周骑电动车带他去医院检查。“我是外婆带大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小时候一直觉得自己被忽视。”刘飞说，经历一场病，却得到更多的爱，像是重生，“开始理解父母的不易，想要重新生活。”

　　经历了半年的肺结核治疗，天气回暖时，刘飞的身体恢复一些，他回到北京继续工作。“我告诉自己，要振作，要给父母回报。”他参加了成人高考，升职为公司的经理。

　　2012年12月1日，刘飞参加红丝带之家组织的活动，成为志愿者。“我觉得应该让更多人走出恐艾阴影，所以利用休息时间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并用自身经历去劝慰刚感染的患者，让他们振作起来。”

　　他想起志愿工作时，一个17岁的孩子确诊艾滋感染，在医院走廊里，直接撕掉确诊报告，孩子母亲靠在墙边哭——只有拿着确诊报告，才能领到免费的抗病毒药物。

　　“你还年轻，还有父母。不要认为自己生命就此结束了，你看我，已经好几年了，这个病按时服药是可控的。”在刘飞劝说下，对方最后接受治疗。

　　李力也在北京佑安医院做志愿者，普及艾滋知识做好防护，同时劝说感染者正常服用药物。有时他会遇上在校大学生感染艾滋后，休学或者被学校劝退。在劝说安慰的同时，会利用组织力量，找到学校，帮他们争取回到学校。

　　“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一辈子坚持服药。”李力说，“我告诉他们，首先要正视，这个病是可控的，同时要相信，自己和正常人应该是一样的。”

　　染上毒瘾

　　大学毕业后，李力前往国外读双硕士学位，他开始吸食大麻；刘飞则是在同性朋友家中，“吸完后才知道是冰毒。”

　　2016年初，刘飞第一次接触毒品时，保持了一定的警觉性。吸完停了一段时间，他觉得没有成瘾，才放松警惕，直到后来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甚至辞掉工作。

　　直到因为买卖毒品被关进看守所，刘飞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以前还觉得自己是对社会有用的人，为了片刻的欢愉，我失去的太多了。”

　　30岁的李德曾是北京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因为一次同性感情的失败，沉迷夜生活出入各种夜场，染上毒瘾。

　　李德说，自己工作态度变得懈怠，惰性越来越强，记忆力下降。“每天只沉溺在毒品和淫乱的生活状态中，后来感染了艾滋。”

　　2014年6月末，公司老板发现他吸毒后，将其辞退。2016年10月25日，李德再次因吸毒被抓，于同年11月8日开始执行两年的强戒处罚。

　　刚开始，李德总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倒霉”。转到利康教育矫治所后，他的心态有了变化。“自从染上毒瘾，我几乎一切成空，积蓄光了，没了友情，也拖累了家人。父亲因为我被强戒的事引发脑血栓，但家人并未埋怨我，也没有放弃我。”他开始学习戒毒方法，“这次，我有了信心，一定要彻底跟毒品决裂。”

　　治疗与新生

　　因为艾滋和毒品，李力、刘飞和张坤，都在利康教育矫治所被集中收治。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民警集中发放抗病毒药物。除定期检测身体状况外，他们可以学习太极拳、八段锦等，也可以根据爱好参加绘画、棋艺、运动类的兴趣小组，天气允许也会集体在所内的院子里跑步锻炼。

　　“他们现在都处于无症状感染期。”负责所内治疗的医生戴晶平介绍，艾滋病第一个时期为急性感染期，会出现感冒症状；第二个时期是无症状感染期，一般持续5到10年，服用抗病毒药物可延长，不会很快发展到第三阶段——艾滋病期，使人体丧失免疫功能。

　　“这里就像个封闭管理的学校，除了没有自由”。2016年7月21日被收治的张坤说。“民警和我们相处，不会戴口罩或手套，有什么家里的事，我也会跟他们说。有次我发烧，队长就用手摸我的脑袋，问烫不烫。我的心会一惊，虽然知道这样不会传染，但还是会担心。”

　　再过两个月，刘飞就要结束服刑回家。他说，出去后第一件事，“就是带父母出去旅游，多陪陪家人。”

　　关于治疗，他充满信心，“前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科学家已研制出蛋白酶抑制剂，只要控制住蛋白酶，它就会完全停止复制。也许明天就实现了。”

　　刘飞想起自己刚得病，母亲病急乱投医，甚至求神拜佛，说在院里种棵果树，果实长出来后他的病就会好起来。母亲真的在院里种了一棵，有次邻居打地基不小心碰到了树，她甚至要和对方拼命。

　　他笑了笑，“我当然不信，不过这棵树已经长满了果实。”